1998年房改課題組組長、保障房建設早提議人之一、原中國房地產(chǎn)開發(fā)集團總裁孟曉蘇對此是有足夠發(fā)言權的，他近日在微博上說：“人們呼吁政府降低房價，趕上政府也愿承擔熱鬧了，本來是完不成的任務，承擔者一定不清醒。請看近年每次調(diào)控都不是增加供給而是打壓供給，兩次打壓過后兩次大漲。打壓加劇了供不應求房價當然上漲。后十年房價增幅高是因調(diào)控推起兩個高峰所致。添亂的調(diào)控。有人說調(diào)控不是讓增加供給嗎？沒錯，但措施卻總抑制供給。兩年前又出新著：限購與增加供給。說暫時限購麻醉市場，同時抓快建房穩(wěn)定價格。聽起來挺好，措施依舊。更以確保保障房用地為名，限制商品房供地與貸款。限購很快發(fā)展成限產(chǎn)，企業(yè)連自有資金都回籠困難，拿什么買地擴大開發(fā)？
        廣州公租房辦法出臺，今年5月1日起試行。6萬戶籍家庭將受惠，未來部分異地務工人員有望根據(jù)積分入住，辦法沒有覆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

　　照例會有眾說紛紜。比如為什么不能把門檻放低點，為什么需要本地戶籍，為什么不能覆蓋剛畢業(yè)亟需住房的大學生。等等，各級政府背負著“為民作主”的重任，要么不愿意或者不敢出來解釋，“做不說”，要么夸下?？冢噲D去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住房市場化以來，政府提供的保障房由五花八門的經(jīng)適房、兩限房(限價、限面積)等等向租不售的公租房、廉租房轉變，這才是真正的保障房和政府職能的歸位。這個“歸位”的過程，對保障房的對象來說其實是趨向于嚴苛而不是趨向于寬松的。同樣，廉租房和公租房在未來的不斷實踐中，門檻肯定也是越來越高而不是越來越低的，這個門檻之“高”，不是單指收入和戶籍，而是指能夠享受到這個保障的人，在總人口的占比中不是越來越高而是越來越低并終維持在一定的相對合理的比例上。

　　沒有什么比許諾更討人喜歡，也沒有什么比完不成的許諾更討人嫌，更沒有什么比為了完成完不成的許諾而不惜代價更勞民傷財。城市化補課式迅猛發(fā)展的中國，絕大多數(shù)住房需求都是流動中的需求和改善性的需求，它注定了我們無法完成過多的保障房任務，不可能像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城市地區(qū)，把保障房作為居民住房的基本形式。

        廣州現(xiàn)行的公租房條件，除了戶籍之外，在收入、資產(chǎn)和自有住房方面的門檻都還是比較低的：收入資產(chǎn)要求——申請時上一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標準：1人戶低于24795元；2人戶低于45458元；3人戶低于61989元；4人及以上家庭低于74388元。家庭資產(chǎn)凈值標準：1人戶低于13萬元；2人戶低于24萬元；3人戶低于33萬元；4人及以上家庭低于44萬元。住房要求——(1)在本市無自有產(chǎn)權住房，或現(xiàn)自有產(chǎn)權住房人均建筑面積低于15平方米；租住的直管房、單位自管房人均建筑面積低于15平方米(或人均居住面積低于10平方米)。(2)申請人及共同申請的家庭成員須在申請之日前5年內(nèi)在本市沒有購買、出售、贈與、受贈、離婚析產(chǎn)或自行委托拍賣過房產(chǎn)。因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經(jīng)濟條件別困難5年內(nèi)轉移房產(chǎn)產(chǎn)權(不含轉移給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的除外。

　　眾所周知，不論古今中外，多數(shù)人窮一生之力都未必能夠擁有一套自住房，很多人都是幾代人居住在同一棟住房里。改革開放前，很多農(nóng)民和城市居民住的房子不很破爛，而且人均住房沒有幾個平方米。我小時候在農(nóng)村，困難時一家6口人，家里可資使用的房子連廚房、谷倉有三間，總共50多平米。1998年住房私有化至今，滿打滿算不過15年，要求不論戶籍，大學剛畢業(yè)能夠在城市擁有人均居住面積超過15平方米的標準房，顯然，這個要求太高了。而大學畢業(yè)生剛畢業(yè)，還沒有為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要求社會為其提供那么好的居住條件，可能嗎？“社會”又是誰創(chuàng)造的呢？天上掉餡餅嗎？

　　筆者在《窮思維富思維》一書里專門一章論述了保障房和商品房的關系，認為商品房是保障房的“奶媽”，越多的保障房承諾會越大面積、越大幅度地推高商品房價格，實際上是犧牲多數(shù)人保護少數(shù)人，不足取。未來，過高的保障房奢望則會造成兩種后果：在人口流入多的城市，保障房成為助漲商品房價的幫兇；在人口流出多的城市和地區(qū)，保障房會大量剩余，浪費納稅人財富。

　　建議未來的公租房，更多地考慮年齡、婦女和兒童因素，其目的是保障到了一定年紀仍不能憑自己的力量購置或租住住房的人，以及婦女和兒童，擁有基本的住房權利和尊嚴。那種普惠性的公租房，既無可能也無必要。